第一百七十四章 教派与学派 下
之前在和其他人讨论的时候,钱程就发现,有些事情,真不能怪西洲的研究者。因为他们真的没见过,也想象不出汉朝的情况。
而且,其中有些举措,也不是朝廷的命令或者汉朝的惯例,只是钱程自己,受周围人影响,做出的决定。西洲人不知道其中过程,也就无法判断了。
教士们认为不推行强制改宗是因为教众的信仰坚定,教会的神学理论高深完善,使得汉朝拿不出可以取代的宗教,无法改变信仰。但实际上,这件事有多重原因,而且主要是凉州官府自己的考虑。
虽然确实没有对等的宗教,但单纯的改变民间祭祀习俗,纠正不正确的宗教信仰,各级官府还是非常熟悉的。用教化民众的方式,就能极大削减乃至根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。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西洲人想的那么难,甚至简单到不止汉朝会。
这个结论,也不是钱程随便得出来的。
实际上,在做出决策之前,钱程一直十分小心谨慎。在他看来,西洲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在这里的经营成果能够直接影响到汉朝乃至诸夏文明的发展。而进行经营时,一开始的选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,决定了今后的整体走向。
很多事情,一开始能变,后来就不能变;一开始纠正的难度最小,后来就越来越大;一开始创立共同认同最简单,后来就越来越难。机会的“窗口”时间并不长,所以,必须在一开始就快速准确地选择好经营路线,否则拖得久了,后悔都来不及。
为了避免低级错误,钱程广泛查找资料,寻访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。甚至觉得现金的资料还不够,跑去找狐狸精们,试图偷偷获取更多的第一纪记录。由于白芷出现,才不至于还得牺牲色相。
通过这些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,钱程才做出了这种判断。
比如,三浦就明确告诉他,想甄别教徒很简单。这边的教会也有圣象圣物什么的,找个圣象铺地上,让村民踩过去就行。谁不踩,谁就还没诚心改造思想。
三浦说,诚然,这个措施会漏掉一些认为假意改信也没问题的顽固教徒,和一些一心想做生意的灵活教徒,但对于绝大部分教民,已经足够了。
这个时代的乌尼亚信徒们,绝大部分都大字不识一个,别说懂教义,连听过完整经书的人都寥寥无几。那些基层教士自己,主要也是承担基层组织和精神安慰的作用,懂不懂经义都无所谓,让大家觉得他懂,能解释神的意思,代表神来救赎、抚慰大家,才是最重要的。也就是说,重要的不是教士的学识水平,而是教士背后的神性。
而这个甄别手段,对于神性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就算教士声称自己只是假意改信,教徒们也难免会生疑,尤其是双方神学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,这种状态是没法长期维持的。要么很快就忍不住,开始作乱;要么就假意改信久了,然后忘了改回来。
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,就在于他的组织,把组织的根本破坏了,就能极大削弱他。剩下的那些顽固信徒,数量稀少,分布零散,就成不了大事了。
总之,踏绘是扶桑国传统艺能,经过了长期实践,非常值得信赖。在这个世界,一样行得通。虽然有真的触怒对方神灵的风险,但大家都打了这么久,该触怒的早就触怒完了。至今没见什么大反应,可见这边的神能力有限,估计过不了西王母那一关,所以放心来就行。
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。
高仲告诉钱程,在他那个世界里,宗教确实不是问题。出现宗教问题,基本上都是朝廷瞎折腾搞出来的。应该研究为什么朝廷会这么做,而不是把宗教本身看成洪水猛兽,盲目抬高它的能力。毕竟,正常情况下,就算是交趾土人,都能不废多大力气地清理各种宗教势力。
所以,关键点并不是教士们认为的难不难,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。
凉州的很多政策显得十分怀柔,实际上就是大家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。
比如,钱程之前原本希望,在当时还是都护府直辖区的乌尼亚腹地,全面推行教化,把礼义贯彻到底。
他计划取缔土人原本的祭神场所,改用汉朝的祭祀;禁止原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礼节仪式,学习汉朝的礼乐;不准在公共场合穿原本的衣服和剪头发,要束发穿汉朝服饰。做得好的人就奖励,做不好的就。塑造一个“模范区”,给其他土人做示范。但这个想法,遭到了殷琼的反对。为了说服钱程,殷琼找来赵飞燕,一同拜会他。
赵飞燕告诉钱程,典籍上记载过一个故事。当时,儒生公孟子戴着礼帽,腰间插着笏,穿着儒者的服饰,去见墨子,问道:“君子是先穿戴合适的服饰,然后有所作为?还是有作为,再穿戴服饰?”墨子说:“作为和服饰没有关系。从前齐桓公峨冠博带,持着铜剑木盾,治理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,披着母羊皮的大衣,用皮绳束着剑,治理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楚庄王戴着鲜艳的冠,系着丝制冠带,穿着大红长袍,治理他的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越王勾践剪断头发,用针在身上刺了花纹,治理他的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。这四位国君,他们的服饰不同,但作为却是一样的。我因此知道,有无作为与服饰无关。”
公孟子认为有道理,说:“讲得真好!我听说:‘使好事停止不行的人,是不吉利的。’让我丢弃笏,换了礼帽,再来见您,可以吗?”墨子说:“希望就这样见你,如果一定要丢弃笏,换了礼帽,然后再见面,那反而是让作为与服饰有关系了。”
赵飞燕劝谏道,钱程的这些计划大多华而不实。现在这里刚刚安定,百废待兴。礼节音乐浮夸浪费,对于这里居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意义。衣着服饰更是细枝末节,不值得兴师动众。不用强制他们穿什么,也不用强制他们不穿什么。应该把精力放在民生上,民众的生活变好了,自然就会亲近官府,不需要走这些冗杂的形式。
但钱程还是很迟疑。他认为,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汉朝在这里缺乏根基,而没有根基,一切都无法施展。哪怕富裕起来,他们也会自认异类,不把朝廷当自己人。
韩非也讲过一个故事:宋国有个富人,当时下大雨,把他家的墙冲坏了。儿子说:“不把墙修好,肯定会有盗贼来。”邻家的老翁也如此劝说。
富人不听,晚上果然遭了贼,损失很多财物。富人一家都认为儿子很聪明,却怀疑邻家老翁才是盗贼。
人的意识是非常主观的,往往会先看亲疏,然后根据亲疏,断定恩仇;而不是根据得到的恩仇,判断亲疏。如果土人不把朝廷当自己人,那朝廷做什么都是错的。
把他们养的再好,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,告诉自己不用感谢朝廷,也没有报答的义务——比如异教徒不需要感恩,比如这是侵略者应该做的补偿,诸如此类。这其实与宗教和习俗没什么关系,就是人的本能而已。哪怕不信教,也有的是其他理由。
想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首先让土人和中原人更加“亲近”。而文字、习俗、衣冠,正是区别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最直观要素。
想要获得根基,就得塑造共同点,让这些长相、语言、行为,都和中原不同的人,尽量拥有共同的根基。这个根基塑造的越早越好,哪怕为此使用暴力,得罪很多人,也需要尽快去做。
放在中原,正常的流程是捣毁宗庙,销毁和删改典籍档案,招降有文化的祭司,并杀死其中不服从的人。拆毁足以自守的大城,迁徙和屠戮有组织能力的大族。这一套周密的流程走下来,再命令诸侯率领自己的族众国人,迁移到那里,建立统治。从商周开始,大家就是这么渐渐向周围扩张的。
汉朝大军的余威尚在,土人甚至经常传言一些夸张到让钱程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段子,把汉朝说的像是天神下凡一般。但这种突发的战争导致的敬畏,随着双方了解的增多,会很快下降的。
所以,现在正是阻力最小,进行改造的最好时机,否则这一仗还不如不打,因为哪怕再打出同样的胜利,土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。
实际上,钱程原本的策略,比现在这个还要残暴的多。一开始的时候,边境地区有乌尼亚城市叛乱,他是真的考虑过屠城来进行威慑的。
在汉朝看来,土人属于彻头彻尾的蛮夷,堆个京观也没人会说什么。都护府官吏都在气头上,对此是完全支持的。当时新都的人,只有白芷在试图反对这个计划,就连西洲人自己,也没什么感觉——凉州当时招募的基本上都是加拉西亚人,对乌尼亚人的遭遇,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多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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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,其中有些举措,也不是朝廷的命令或者汉朝的惯例,只是钱程自己,受周围人影响,做出的决定。西洲人不知道其中过程,也就无法判断了。
教士们认为不推行强制改宗是因为教众的信仰坚定,教会的神学理论高深完善,使得汉朝拿不出可以取代的宗教,无法改变信仰。但实际上,这件事有多重原因,而且主要是凉州官府自己的考虑。
虽然确实没有对等的宗教,但单纯的改变民间祭祀习俗,纠正不正确的宗教信仰,各级官府还是非常熟悉的。用教化民众的方式,就能极大削减乃至根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。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西洲人想的那么难,甚至简单到不止汉朝会。
这个结论,也不是钱程随便得出来的。
实际上,在做出决策之前,钱程一直十分小心谨慎。在他看来,西洲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在这里的经营成果能够直接影响到汉朝乃至诸夏文明的发展。而进行经营时,一开始的选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,决定了今后的整体走向。
很多事情,一开始能变,后来就不能变;一开始纠正的难度最小,后来就越来越大;一开始创立共同认同最简单,后来就越来越难。机会的“窗口”时间并不长,所以,必须在一开始就快速准确地选择好经营路线,否则拖得久了,后悔都来不及。
为了避免低级错误,钱程广泛查找资料,寻访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。甚至觉得现金的资料还不够,跑去找狐狸精们,试图偷偷获取更多的第一纪记录。由于白芷出现,才不至于还得牺牲色相。
通过这些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,钱程才做出了这种判断。
比如,三浦就明确告诉他,想甄别教徒很简单。这边的教会也有圣象圣物什么的,找个圣象铺地上,让村民踩过去就行。谁不踩,谁就还没诚心改造思想。
三浦说,诚然,这个措施会漏掉一些认为假意改信也没问题的顽固教徒,和一些一心想做生意的灵活教徒,但对于绝大部分教民,已经足够了。
这个时代的乌尼亚信徒们,绝大部分都大字不识一个,别说懂教义,连听过完整经书的人都寥寥无几。那些基层教士自己,主要也是承担基层组织和精神安慰的作用,懂不懂经义都无所谓,让大家觉得他懂,能解释神的意思,代表神来救赎、抚慰大家,才是最重要的。也就是说,重要的不是教士的学识水平,而是教士背后的神性。
而这个甄别手段,对于神性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就算教士声称自己只是假意改信,教徒们也难免会生疑,尤其是双方神学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,这种状态是没法长期维持的。要么很快就忍不住,开始作乱;要么就假意改信久了,然后忘了改回来。
教会最有价值的地方,就在于他的组织,把组织的根本破坏了,就能极大削弱他。剩下的那些顽固信徒,数量稀少,分布零散,就成不了大事了。
总之,踏绘是扶桑国传统艺能,经过了长期实践,非常值得信赖。在这个世界,一样行得通。虽然有真的触怒对方神灵的风险,但大家都打了这么久,该触怒的早就触怒完了。至今没见什么大反应,可见这边的神能力有限,估计过不了西王母那一关,所以放心来就行。
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。
高仲告诉钱程,在他那个世界里,宗教确实不是问题。出现宗教问题,基本上都是朝廷瞎折腾搞出来的。应该研究为什么朝廷会这么做,而不是把宗教本身看成洪水猛兽,盲目抬高它的能力。毕竟,正常情况下,就算是交趾土人,都能不废多大力气地清理各种宗教势力。
所以,关键点并不是教士们认为的难不难,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。
凉州的很多政策显得十分怀柔,实际上就是大家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。
比如,钱程之前原本希望,在当时还是都护府直辖区的乌尼亚腹地,全面推行教化,把礼义贯彻到底。
他计划取缔土人原本的祭神场所,改用汉朝的祭祀;禁止原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礼节仪式,学习汉朝的礼乐;不准在公共场合穿原本的衣服和剪头发,要束发穿汉朝服饰。做得好的人就奖励,做不好的就。塑造一个“模范区”,给其他土人做示范。但这个想法,遭到了殷琼的反对。为了说服钱程,殷琼找来赵飞燕,一同拜会他。
赵飞燕告诉钱程,典籍上记载过一个故事。当时,儒生公孟子戴着礼帽,腰间插着笏,穿着儒者的服饰,去见墨子,问道:“君子是先穿戴合适的服饰,然后有所作为?还是有作为,再穿戴服饰?”墨子说:“作为和服饰没有关系。从前齐桓公峨冠博带,持着铜剑木盾,治理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,披着母羊皮的大衣,用皮绳束着剑,治理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楚庄王戴着鲜艳的冠,系着丝制冠带,穿着大红长袍,治理他的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;从前越王勾践剪断头发,用针在身上刺了花纹,治理他的国家,国家治理的很好。这四位国君,他们的服饰不同,但作为却是一样的。我因此知道,有无作为与服饰无关。”
公孟子认为有道理,说:“讲得真好!我听说:‘使好事停止不行的人,是不吉利的。’让我丢弃笏,换了礼帽,再来见您,可以吗?”墨子说:“希望就这样见你,如果一定要丢弃笏,换了礼帽,然后再见面,那反而是让作为与服饰有关系了。”
赵飞燕劝谏道,钱程的这些计划大多华而不实。现在这里刚刚安定,百废待兴。礼节音乐浮夸浪费,对于这里居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根本没有意义。衣着服饰更是细枝末节,不值得兴师动众。不用强制他们穿什么,也不用强制他们不穿什么。应该把精力放在民生上,民众的生活变好了,自然就会亲近官府,不需要走这些冗杂的形式。
但钱程还是很迟疑。他认为,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汉朝在这里缺乏根基,而没有根基,一切都无法施展。哪怕富裕起来,他们也会自认异类,不把朝廷当自己人。
韩非也讲过一个故事:宋国有个富人,当时下大雨,把他家的墙冲坏了。儿子说:“不把墙修好,肯定会有盗贼来。”邻家的老翁也如此劝说。
富人不听,晚上果然遭了贼,损失很多财物。富人一家都认为儿子很聪明,却怀疑邻家老翁才是盗贼。
人的意识是非常主观的,往往会先看亲疏,然后根据亲疏,断定恩仇;而不是根据得到的恩仇,判断亲疏。如果土人不把朝廷当自己人,那朝廷做什么都是错的。
把他们养的再好,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,告诉自己不用感谢朝廷,也没有报答的义务——比如异教徒不需要感恩,比如这是侵略者应该做的补偿,诸如此类。这其实与宗教和习俗没什么关系,就是人的本能而已。哪怕不信教,也有的是其他理由。
想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首先让土人和中原人更加“亲近”。而文字、习俗、衣冠,正是区别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最直观要素。
想要获得根基,就得塑造共同点,让这些长相、语言、行为,都和中原不同的人,尽量拥有共同的根基。这个根基塑造的越早越好,哪怕为此使用暴力,得罪很多人,也需要尽快去做。
放在中原,正常的流程是捣毁宗庙,销毁和删改典籍档案,招降有文化的祭司,并杀死其中不服从的人。拆毁足以自守的大城,迁徙和屠戮有组织能力的大族。这一套周密的流程走下来,再命令诸侯率领自己的族众国人,迁移到那里,建立统治。从商周开始,大家就是这么渐渐向周围扩张的。
汉朝大军的余威尚在,土人甚至经常传言一些夸张到让钱程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段子,把汉朝说的像是天神下凡一般。但这种突发的战争导致的敬畏,随着双方了解的增多,会很快下降的。
所以,现在正是阻力最小,进行改造的最好时机,否则这一仗还不如不打,因为哪怕再打出同样的胜利,土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。
实际上,钱程原本的策略,比现在这个还要残暴的多。一开始的时候,边境地区有乌尼亚城市叛乱,他是真的考虑过屠城来进行威慑的。
在汉朝看来,土人属于彻头彻尾的蛮夷,堆个京观也没人会说什么。都护府官吏都在气头上,对此是完全支持的。当时新都的人,只有白芷在试图反对这个计划,就连西洲人自己,也没什么感觉——凉州当时招募的基本上都是加拉西亚人,对乌尼亚人的遭遇,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多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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