阮朝与清朝 下
而这一次,从乾隆的视角,能看出什么呢?
首先,绿营兵就是不堪用,还是八旗靠谱一点。
这一时期,绿营兵纸面上的收入和驻防八旗是大体差不多的,骑兵饷银基本相同(2两),步兵绿营略高一点(1.5两)。八旗给的口粮比较多,因为不准他从事其他产业,要给他钱养全家,而且八旗得自备武器粮草。(当然乾隆这会儿,这个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八旗兵把自己的火器卖了都不少见……)
京营八旗待遇更高,尤其是前锋营、护军营、健锐营等(就是和王伦手下一千人交战,撑住了三次冲锋的那些),每月有四两。
另外这里需要注意,八旗饷银,也就是俗称的“铁杆庄稼”,是只发给旗兵的。八旗男丁如果没有爵位,也没有当上兵,那就领不到。
八旗人口增长,但旗兵名额是一直不变的。到乾隆时,京城八旗男丁大概有60万人,而兵额只有12万。剩下五分之四的人,就没有铁杆庄稼,而且也不准种田、务工、经商。完全没有收入,没饭吃怎么办?自己想办法,反正朝廷不管,饿死了那是你自己事。(有爵位的人不到旗人总数1%,能不当兵还领钱的就是这些人,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了)
这还是待遇最好的京营,其他地方的可想而知。
这种情况下,补兵缺成了旗人家庭的头等大事,但名额所限,大部分人无论如何就是补不上。乾隆试图减少八旗男丁数量,削减了大量汉八旗,但这种现象依然无法缓解。
很黑色幽默的是,太平天国战争改善了很多旗人的处境。因为不少旗城覆灭,一下空出来一堆缺,导致剩下的旗人日子反而好过了。
在乾隆看来,八旗明显比绿营战斗意志更好,而且成本其实也不高。但绿营表现再差,也不能不养,因为他虽然打仗不积极,但要是加入起义军,跑去反清,就会非常积极。王伦的手下就有这种例子,清朝自己显然是知道的,也没什么办法。乾隆不爽也很正常,不爽也没办法……
其次,骑射就是好。战斗中,义军的不少军官和著名人物,都是被弓箭射死的(包括那几个女将)。而火器部队表现拙劣,大部分时候只能乱放枪,放完了就跑。
第三,民间组织相当可怕。清朝官府一直在禁止结社禁止习武,但王伦部的水平如何呢?我们之前的描述里,好像除了几百人的教众,就是一群临时拉来的农民,但清朝人自己是记录过的。
王伦义军在组织上,以十人为一组,五十人为一队,每队都有正副两个头目。家属坐车,士兵步行,马不多,一般都是军官骑马。军官把名字写在红绸上,系于马鬃。
上战场前,义军军官腰间插小旗,在战场上以小旗子来指挥。军官和士兵,头巾有红、蓝、白三色,以此区分级别。扎营时,用牛马大车数百辆回环禁护,前后建营十数里,枪刀旗帜排列严密,旗杆上揭起大纛,夜则悬大灯,光照远近,军容甚盛。(秦震钧《守临清日记》)这实际上已经很有正规军队的色彩了,清军一开始打不过他们,也不算意外。
而且,巡抚徐绩自己都奏称,义军“攻城只杀官劫库,不害百姓”。俞蛟《临清寇略》记载:“至之日,听国师梵伟之谋,伪收人心,不杀劫,一切食物,均易之以价。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,立斩之,而倍以偿。于是无知细民,咸谓贼无所害;而稍有知识者,亦图苟安,不思远避。”显然,在这方面,管束也是很到位的。
而且,虽然用清水教进行宣传,但他们这个教,也不是个排他性的宗教。当地回民就有参与王伦起义的,甚至包括一个回民武举人,和几个文武生员。
而建立这个组织花了多久呢?清朝自己的调查显示,王伦传教也就只用了三年。
显然,清朝对于民间的约束,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。要知道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事情,是很多人平时印象里,清朝的严酷统治、愚民政策达到巅峰的时候……
第四,民间宗教文化是反清的利器。这种民间宗教和社团,在清朝,几乎是遍地都是,而且基本上都在宣传反清。乾隆的对策就是扩大文字狱,希望从民间抓出来想造反的人。
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特点,一个是数量急速增加,一个是重点变化。
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,其中涉及官绅、名士者至少二十起,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。而乾隆年间,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。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,下层知识分子(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)占近四十起,平民五十多起,二者合计,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(《清朝文字狱》)
而在乾隆执行文字狱的过程中,他真的抓到过准备造反的民间团体——因为民间团体也确实经常用宗教册子、童谣之类的方式进行反清宣传。全国都在这么干。
总结下来,乾隆的教训就是,要加强八旗,要看重射箭,要加大力度防汉人的组织,要加大力度搞文字狱。
这些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不可能治本的,连标都不一定能治。关键在哪,又没法说,更没法改,那就只能这么硬压了。
至于能不能压住,那也当然是压不住的。
二十年后,嘉庆元年,白莲教起义爆发。波及川、楚、陕、豫、甘、湘、黔、赣、皖九省;历时九年零四个月,前后与十六省清军交战。清朝战死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,副将以下将佐四百余人,耗费高达二亿多两白银。朝廷在川陕等地的基层几乎彻底崩溃,只能放权给当地地主,依靠团练来勉强维持。
纵观历代王朝,几乎就没有跌落这么快的。其他朝廷,到这个程度,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。
而乾隆本人,对于清朝的治理,是很自豪的。他总结说,“且前代所以亡国者,曰强藩,曰外患,曰权臣,曰外戚,曰女谒,曰宦寺,曰奸臣,曰佞幸,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这个总结除了没把民怨考虑进去,基本上算很完善了,而清朝实际上也确实避免了其中绝大部分问题。然而就是他考虑之外的因素,把清朝摧毁了——如果没有洋人,还会毁灭的更早。
所以之前才说,清朝是耗尽了君主制能量的“终末王朝”。当导致传统王朝灭亡的上层原因都排除了,却还不能阻止灭亡,那还能怎么办呢?
“周期律”显然不是“无变化”,这种变化正是周期律的效果。
当然,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了。在具体措施上,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上文的介绍里,大家能看出,清朝的很多地方跟不设防差不多。驻防军队也和葫芦娃救爷爷一样,不断地三五百地去送,很久才反应过来。而且即使正规军出动,依然是你凑一千我凑五百,甚至连这一千人都不能一起出动,舒赫德的军队实际上是二百人一停地调动的。
原因在于,清朝真的不敢放任更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和调动了。时间长了,甚至失去了这种能力。而且不仅是绿营不能大规模集结,连八旗都不能(旗人一样会想造反的……)
在这些因素作用下,清朝的各种怪现象就可以理解了。
之前,形容清军战斗力的时候,就说过,清军不是强弱的问题,他的战斗力是魔幻这个级别的,几乎让人找不出什么规律。原因大概也在这里。清朝的政策其实也是如此。一方面,有常态化的民族区分和压迫,但另一方面,清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统治,几乎是想方设法拉拢汉人,有些举措甚至近乎讨好。换现在的流行词,就是汉人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。
军队粮饷问题上面已经说了,在民间,清朝的救荒行动,到了集历代之大成的程度。包括蠲免、赈济、调粟、借贷、除害、安辑、抚恤等七个方面,在组织、力度、次数上,达到了古代巅峰。
乾隆虽然苛刻,但在赈灾的时候一直不惜血本,平均每年财政支出的12%都用在了救灾上。清廷也经常减免赋税,康熙在位前44年,蠲免钱粮超过9000万两;乾隆年间,四次普免天下钱粮、两次普免天下漕粮,累计减免超过一亿两。其他举措,比如在治水等方面,也投资巨大。(当时有“工赈”一项,修建水利是其中的主要类别)
加上摊丁入亩,取消人头税,清朝实际上损失了很大的财政收入。不过清朝行政效率和理财能力很不错,依然能够维持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,产生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(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影响很小)
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,前面也说过,清朝的镇压能力实际上是很糟糕的。想维持统治,就只能这样安抚了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认为,清代统治中国的策略,就是一方面钳制士大夫,一方面讨好民众。
甚至在法律方面,都十分明显。只要汉人和回民、苗民、蒙古人等起冲突,清朝几乎毫不犹豫就会袒护汉人。在被洋人打了好几次之前,和洋人冲突时,也一样偏袒汉人。乾隆年间发生了好几起洋人水手误杀、殴杀汉人的事件,乾隆都要求从重从快,必须立刻处决。洋人每次都坚定抗议,但每次都失败。
(有兴趣的可以搜下德兰诺瓦事件,这事儿对现在都有影响。几百年来,欧美人基本上不承认中国任何政权对欧美人的审判具有合法性,哪怕证据确凿。包括当今。当然这个更多应该是宗教因素。)
基本上,只要别和有头有脸的旗人发生利益冲突,都可以照顾。至于普通旗人,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差别(比如乾隆年间,旗人欠民人高利贷的经典例子)。
当代学者对清朝命案进行统计,没有发现身份导致的明显量刑区别。(《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—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》)有时,清廷为了表示自己对八旗约束严格,还会有意加重对犯案旗人的处罚力度。
此外,清朝有良贱律,良家子和奴仆发生冲突,法律偏袒良家子,哪怕有旗民之分也适用。八旗里的奴仆不少,普通汉人对他们犯罪,是有合法减刑的。这种例子就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。
大家需要注意的是,有个很容易犯的误区,就是“本族”和“统战对象”的地位问题。很多人觉得本族是政权的基石,政权在本族中的合法性,和得到的忠诚是最高的,所以应该是优待对象,但实际上,这种优待往往是政治性的,一般是没有天花板,或者选官有优先之类——说的直白点,就是除了面子,和大多数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
因为合法性不是拿来收藏的,是拿来花的;忠诚不是拿来保存的,是拿来消耗的。对于忠诚的“本族”,统治者的思路并不是“他和我是一家,我要好好对待他”,而是“他和我是一家,所以更不会造反,那这次就请他牺牲一下吧”。
当年入关的时候,中原有一大堆敌人,反正都要打,所以可以适当放纵。但坐天下之后,为了维持统治,就必须苦一苦旗丁,是很正常的反应。
所以,对于底层来说,甚至可能产生政治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倒挂。“统战对象”在经济乃至司法方面,反而有优势。这种思路甚至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,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(当然,前提是这些人是“统战对象”,而不是敌人。)
之前我看有人吹嘘英国人军纪好。历次和清朝的战争里,英军约束部卒,和民众往来时也比较温和。有印度士兵侵扰居民,白人军官就把印度兵枪毙了,来安抚民众。这个行为看起来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风格都不符,但套用上文这个模型,就很好理解。
当地民众和英国人对抗的时候,比清军都能打,如果和这些人纠缠下去,战争目标就根本完不成了。所以,这些民众就具有了很大的“统战价值”。而印度兵并不值钱,牺牲掉他,其他印度人也不会做什么,那他不当代价,谁当代价。
我们这边的历史教育里,喜欢提三元里的事情,也不完全是阶级史观的问题。对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来说,可能显得很突兀,但在当时,清朝正规军表现不如村里“刁民”,是很正常的情况。也正是这些反常情况,才让英国人也一反常态,也影响了之后列强对于清朝的整体思路。
因为那会儿列强的战斗力,实际上也不宜过于高估。青州八旗在和英军的战斗中,打出过2:1~3:1的伤亡比,事情传到了欧洲,让恩格斯感慨说“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,他们绝到不了南京”。但看上文,青州八旗的战斗力,也就是和仓促起事的农民五五开……
而最后,“刁民”对洋人的总爆发,就是义和团。在这个问题上,各方的立场也很有意思。当今很多人对于义和团十分鄙夷,然而当时,最了解中国的洋人赫德,却十分担忧,在他的文章里建议“必须对这次暴动的不法行为加以宽恕”。
为什么赫德比现在的某些中国人,还显得畏惧、懦弱?因为他真的见过当时的情况。
(赫德认为,只要五十年,中国人就能够驱逐和报复外国人。想推迟、避免这个结果,只要两种方式,一是瓜分,二是“奇迹般地”传播基督教。但这二者都没什么实现的可能性,所以只能赶紧和他们妥协。)
当然,洋人最后也没学到清朝级别的政治水平,连赫德预期的最低成果都没达到。
而清朝自己,最后也崩盘了。
清朝后期的民变数量,多到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。在1836~1911年间,仅清朝《实录》收录的,影响力和规模大到需要上报朝廷要求处置的民变,就有5387次。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,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。
其中,有离现在比较近,资料记录更多的原因。但数字离谱到这种程度,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状况。
而且,这个和外国思想,和资产阶级,关系估计也是有限的。因为造反最高峰在1856~1865年,这十年发生了2332次,平均每天就有1.5场较大规模造反的……
清朝的应对方式依然是一边镇压,一边收买。清末的众多将领,很多都是造反出身,一些比较出名的,像冯子材、刘铭传、刘永福、丁汝昌等等,都是被清朝招安来的。(甚至还互相打。冯子材反清比较早,招安的也早,当官的时候,刘永福还在反清。结果两人打起来,刘永福没打过,这才跑越南去了……)
而随着矛盾进一步加深,清朝在保持自己统治和顶层特权的情况下,已经没法协调了,那就只能从上向下垮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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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绿营兵就是不堪用,还是八旗靠谱一点。
这一时期,绿营兵纸面上的收入和驻防八旗是大体差不多的,骑兵饷银基本相同(2两),步兵绿营略高一点(1.5两)。八旗给的口粮比较多,因为不准他从事其他产业,要给他钱养全家,而且八旗得自备武器粮草。(当然乾隆这会儿,这个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八旗兵把自己的火器卖了都不少见……)
京营八旗待遇更高,尤其是前锋营、护军营、健锐营等(就是和王伦手下一千人交战,撑住了三次冲锋的那些),每月有四两。
另外这里需要注意,八旗饷银,也就是俗称的“铁杆庄稼”,是只发给旗兵的。八旗男丁如果没有爵位,也没有当上兵,那就领不到。
八旗人口增长,但旗兵名额是一直不变的。到乾隆时,京城八旗男丁大概有60万人,而兵额只有12万。剩下五分之四的人,就没有铁杆庄稼,而且也不准种田、务工、经商。完全没有收入,没饭吃怎么办?自己想办法,反正朝廷不管,饿死了那是你自己事。(有爵位的人不到旗人总数1%,能不当兵还领钱的就是这些人,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了)
这还是待遇最好的京营,其他地方的可想而知。
这种情况下,补兵缺成了旗人家庭的头等大事,但名额所限,大部分人无论如何就是补不上。乾隆试图减少八旗男丁数量,削减了大量汉八旗,但这种现象依然无法缓解。
很黑色幽默的是,太平天国战争改善了很多旗人的处境。因为不少旗城覆灭,一下空出来一堆缺,导致剩下的旗人日子反而好过了。
在乾隆看来,八旗明显比绿营战斗意志更好,而且成本其实也不高。但绿营表现再差,也不能不养,因为他虽然打仗不积极,但要是加入起义军,跑去反清,就会非常积极。王伦的手下就有这种例子,清朝自己显然是知道的,也没什么办法。乾隆不爽也很正常,不爽也没办法……
其次,骑射就是好。战斗中,义军的不少军官和著名人物,都是被弓箭射死的(包括那几个女将)。而火器部队表现拙劣,大部分时候只能乱放枪,放完了就跑。
第三,民间组织相当可怕。清朝官府一直在禁止结社禁止习武,但王伦部的水平如何呢?我们之前的描述里,好像除了几百人的教众,就是一群临时拉来的农民,但清朝人自己是记录过的。
王伦义军在组织上,以十人为一组,五十人为一队,每队都有正副两个头目。家属坐车,士兵步行,马不多,一般都是军官骑马。军官把名字写在红绸上,系于马鬃。
上战场前,义军军官腰间插小旗,在战场上以小旗子来指挥。军官和士兵,头巾有红、蓝、白三色,以此区分级别。扎营时,用牛马大车数百辆回环禁护,前后建营十数里,枪刀旗帜排列严密,旗杆上揭起大纛,夜则悬大灯,光照远近,军容甚盛。(秦震钧《守临清日记》)这实际上已经很有正规军队的色彩了,清军一开始打不过他们,也不算意外。
而且,巡抚徐绩自己都奏称,义军“攻城只杀官劫库,不害百姓”。俞蛟《临清寇略》记载:“至之日,听国师梵伟之谋,伪收人心,不杀劫,一切食物,均易之以价。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,立斩之,而倍以偿。于是无知细民,咸谓贼无所害;而稍有知识者,亦图苟安,不思远避。”显然,在这方面,管束也是很到位的。
而且,虽然用清水教进行宣传,但他们这个教,也不是个排他性的宗教。当地回民就有参与王伦起义的,甚至包括一个回民武举人,和几个文武生员。
而建立这个组织花了多久呢?清朝自己的调查显示,王伦传教也就只用了三年。
显然,清朝对于民间的约束,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。要知道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事情,是很多人平时印象里,清朝的严酷统治、愚民政策达到巅峰的时候……
第四,民间宗教文化是反清的利器。这种民间宗教和社团,在清朝,几乎是遍地都是,而且基本上都在宣传反清。乾隆的对策就是扩大文字狱,希望从民间抓出来想造反的人。
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特点,一个是数量急速增加,一个是重点变化。
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,其中涉及官绅、名士者至少二十起,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。而乾隆年间,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。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,下层知识分子(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)占近四十起,平民五十多起,二者合计,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(《清朝文字狱》)
而在乾隆执行文字狱的过程中,他真的抓到过准备造反的民间团体——因为民间团体也确实经常用宗教册子、童谣之类的方式进行反清宣传。全国都在这么干。
总结下来,乾隆的教训就是,要加强八旗,要看重射箭,要加大力度防汉人的组织,要加大力度搞文字狱。
这些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不可能治本的,连标都不一定能治。关键在哪,又没法说,更没法改,那就只能这么硬压了。
至于能不能压住,那也当然是压不住的。
二十年后,嘉庆元年,白莲教起义爆发。波及川、楚、陕、豫、甘、湘、黔、赣、皖九省;历时九年零四个月,前后与十六省清军交战。清朝战死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,副将以下将佐四百余人,耗费高达二亿多两白银。朝廷在川陕等地的基层几乎彻底崩溃,只能放权给当地地主,依靠团练来勉强维持。
纵观历代王朝,几乎就没有跌落这么快的。其他朝廷,到这个程度,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。
而乾隆本人,对于清朝的治理,是很自豪的。他总结说,“且前代所以亡国者,曰强藩,曰外患,曰权臣,曰外戚,曰女谒,曰宦寺,曰奸臣,曰佞幸,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这个总结除了没把民怨考虑进去,基本上算很完善了,而清朝实际上也确实避免了其中绝大部分问题。然而就是他考虑之外的因素,把清朝摧毁了——如果没有洋人,还会毁灭的更早。
所以之前才说,清朝是耗尽了君主制能量的“终末王朝”。当导致传统王朝灭亡的上层原因都排除了,却还不能阻止灭亡,那还能怎么办呢?
“周期律”显然不是“无变化”,这种变化正是周期律的效果。
当然,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了。在具体措施上,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上文的介绍里,大家能看出,清朝的很多地方跟不设防差不多。驻防军队也和葫芦娃救爷爷一样,不断地三五百地去送,很久才反应过来。而且即使正规军出动,依然是你凑一千我凑五百,甚至连这一千人都不能一起出动,舒赫德的军队实际上是二百人一停地调动的。
原因在于,清朝真的不敢放任更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和调动了。时间长了,甚至失去了这种能力。而且不仅是绿营不能大规模集结,连八旗都不能(旗人一样会想造反的……)
在这些因素作用下,清朝的各种怪现象就可以理解了。
之前,形容清军战斗力的时候,就说过,清军不是强弱的问题,他的战斗力是魔幻这个级别的,几乎让人找不出什么规律。原因大概也在这里。清朝的政策其实也是如此。一方面,有常态化的民族区分和压迫,但另一方面,清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统治,几乎是想方设法拉拢汉人,有些举措甚至近乎讨好。换现在的流行词,就是汉人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。
军队粮饷问题上面已经说了,在民间,清朝的救荒行动,到了集历代之大成的程度。包括蠲免、赈济、调粟、借贷、除害、安辑、抚恤等七个方面,在组织、力度、次数上,达到了古代巅峰。
乾隆虽然苛刻,但在赈灾的时候一直不惜血本,平均每年财政支出的12%都用在了救灾上。清廷也经常减免赋税,康熙在位前44年,蠲免钱粮超过9000万两;乾隆年间,四次普免天下钱粮、两次普免天下漕粮,累计减免超过一亿两。其他举措,比如在治水等方面,也投资巨大。(当时有“工赈”一项,修建水利是其中的主要类别)
加上摊丁入亩,取消人头税,清朝实际上损失了很大的财政收入。不过清朝行政效率和理财能力很不错,依然能够维持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,产生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(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影响很小)
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,前面也说过,清朝的镇压能力实际上是很糟糕的。想维持统治,就只能这样安抚了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认为,清代统治中国的策略,就是一方面钳制士大夫,一方面讨好民众。
甚至在法律方面,都十分明显。只要汉人和回民、苗民、蒙古人等起冲突,清朝几乎毫不犹豫就会袒护汉人。在被洋人打了好几次之前,和洋人冲突时,也一样偏袒汉人。乾隆年间发生了好几起洋人水手误杀、殴杀汉人的事件,乾隆都要求从重从快,必须立刻处决。洋人每次都坚定抗议,但每次都失败。
(有兴趣的可以搜下德兰诺瓦事件,这事儿对现在都有影响。几百年来,欧美人基本上不承认中国任何政权对欧美人的审判具有合法性,哪怕证据确凿。包括当今。当然这个更多应该是宗教因素。)
基本上,只要别和有头有脸的旗人发生利益冲突,都可以照顾。至于普通旗人,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差别(比如乾隆年间,旗人欠民人高利贷的经典例子)。
当代学者对清朝命案进行统计,没有发现身份导致的明显量刑区别。(《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—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》)有时,清廷为了表示自己对八旗约束严格,还会有意加重对犯案旗人的处罚力度。
此外,清朝有良贱律,良家子和奴仆发生冲突,法律偏袒良家子,哪怕有旗民之分也适用。八旗里的奴仆不少,普通汉人对他们犯罪,是有合法减刑的。这种例子就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。
大家需要注意的是,有个很容易犯的误区,就是“本族”和“统战对象”的地位问题。很多人觉得本族是政权的基石,政权在本族中的合法性,和得到的忠诚是最高的,所以应该是优待对象,但实际上,这种优待往往是政治性的,一般是没有天花板,或者选官有优先之类——说的直白点,就是除了面子,和大多数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
因为合法性不是拿来收藏的,是拿来花的;忠诚不是拿来保存的,是拿来消耗的。对于忠诚的“本族”,统治者的思路并不是“他和我是一家,我要好好对待他”,而是“他和我是一家,所以更不会造反,那这次就请他牺牲一下吧”。
当年入关的时候,中原有一大堆敌人,反正都要打,所以可以适当放纵。但坐天下之后,为了维持统治,就必须苦一苦旗丁,是很正常的反应。
所以,对于底层来说,甚至可能产生政治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倒挂。“统战对象”在经济乃至司法方面,反而有优势。这种思路甚至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,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(当然,前提是这些人是“统战对象”,而不是敌人。)
之前我看有人吹嘘英国人军纪好。历次和清朝的战争里,英军约束部卒,和民众往来时也比较温和。有印度士兵侵扰居民,白人军官就把印度兵枪毙了,来安抚民众。这个行为看起来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风格都不符,但套用上文这个模型,就很好理解。
当地民众和英国人对抗的时候,比清军都能打,如果和这些人纠缠下去,战争目标就根本完不成了。所以,这些民众就具有了很大的“统战价值”。而印度兵并不值钱,牺牲掉他,其他印度人也不会做什么,那他不当代价,谁当代价。
我们这边的历史教育里,喜欢提三元里的事情,也不完全是阶级史观的问题。对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来说,可能显得很突兀,但在当时,清朝正规军表现不如村里“刁民”,是很正常的情况。也正是这些反常情况,才让英国人也一反常态,也影响了之后列强对于清朝的整体思路。
因为那会儿列强的战斗力,实际上也不宜过于高估。青州八旗在和英军的战斗中,打出过2:1~3:1的伤亡比,事情传到了欧洲,让恩格斯感慨说“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,他们绝到不了南京”。但看上文,青州八旗的战斗力,也就是和仓促起事的农民五五开……
而最后,“刁民”对洋人的总爆发,就是义和团。在这个问题上,各方的立场也很有意思。当今很多人对于义和团十分鄙夷,然而当时,最了解中国的洋人赫德,却十分担忧,在他的文章里建议“必须对这次暴动的不法行为加以宽恕”。
为什么赫德比现在的某些中国人,还显得畏惧、懦弱?因为他真的见过当时的情况。
(赫德认为,只要五十年,中国人就能够驱逐和报复外国人。想推迟、避免这个结果,只要两种方式,一是瓜分,二是“奇迹般地”传播基督教。但这二者都没什么实现的可能性,所以只能赶紧和他们妥协。)
当然,洋人最后也没学到清朝级别的政治水平,连赫德预期的最低成果都没达到。
而清朝自己,最后也崩盘了。
清朝后期的民变数量,多到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。在1836~1911年间,仅清朝《实录》收录的,影响力和规模大到需要上报朝廷要求处置的民变,就有5387次。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,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。
其中,有离现在比较近,资料记录更多的原因。但数字离谱到这种程度,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状况。
而且,这个和外国思想,和资产阶级,关系估计也是有限的。因为造反最高峰在1856~1865年,这十年发生了2332次,平均每天就有1.5场较大规模造反的……
清朝的应对方式依然是一边镇压,一边收买。清末的众多将领,很多都是造反出身,一些比较出名的,像冯子材、刘铭传、刘永福、丁汝昌等等,都是被清朝招安来的。(甚至还互相打。冯子材反清比较早,招安的也早,当官的时候,刘永福还在反清。结果两人打起来,刘永福没打过,这才跑越南去了……)
而随着矛盾进一步加深,清朝在保持自己统治和顶层特权的情况下,已经没法协调了,那就只能从上向下垮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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