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模式的瓦解与反转
经济地位的反转:
经济的发展,在改变话语权(哪怕是“沉默的话语权”)的同时,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。
当代研究者发现,在明清时期,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。对这一问题而言,影响的主要对象,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,而是中下层文人。
按理说,中下层文人有总结、整理道德要求,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,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。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,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。
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“悍妇”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。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“松(江)之悍妇,不能枚举”。
目前的研究,一般认为,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。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,我个人觉得,另一方面,也和江南文人,或者说知识群体,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。
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,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。
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,明清时期,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,知识阶层继续扩大,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,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。
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,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。
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,这无疑是个好事,说明教育更普及了。但经济水平的下降,意味着在家庭内部,优势也在下降。尤其是这一时期,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,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。
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,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,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,影响并不大,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,主要还是看产业,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。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、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,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,影响就非常明显了。
另一方面,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。在社会下层,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,但这些规则,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,在社会下层,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。很多时候,人们自己都不认为,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。
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,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,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——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,但连小地主,都经常无法脱产,需要维持“耕读”的生活。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,更是如此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,很多时候,一个组织、一个学说,观念会不断变化。而这种变化,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,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,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。这种变化,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,对于明清时期也一样适用。
道德地位的变化:
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,使得对妇女的要求和看法,发生了诸多矛盾。
一方面,大家纷纷感慨人心不古,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深表痛心。这一时期,文人记录里,悍妇往往对丈夫毫无尊敬,动辄直呼其名,乃至指责谩骂。出入家门随心所欲,也不和丈夫家打招呼。丈夫想要管教,但悍妇认为“夫之无奈我何”。而从结果看,绝大部分时候,丈夫确实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。
而且,我们还得注意一个情况,就是之前说的,和其他很多文明不同,中原的文化分层并不严重,而且一直在被教育普及的努力削弱。到科举时代,就更加彻底了。
出身下层的读书人,绝大部分一辈子也无法当大官,或者凭借科举身份,跃升为富裕地主。但在这个体系里,下层读书人和上层文人,虽然属于不同阶级,但看的是同一套教材,学习的是同一种文化,也没有位格上的区别。在这种环境下,文化与风气很容易进行跨越阶级的扩散。
到宋元明清时期,随着市井文化的日趋发达,这种现象尤其明显。小说、戏剧、音乐这种通俗文化作品,就是经典的例子。
江南才子在园林里看的《三国演义》,和西北农民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《三国演义》,乃至东北建州女真流行的《三国演义》,是一个文本;慈禧太后在故宫里听到的戏文,和一个普通村民听到的戏文,讲的也是同一个故事。
而且,因为中下层文人体量远远大于上层,这种扩散经常是自下而上的。
普通文人的妻子女儿之间,形成的风气,很容易就会向更上层扩散。明朝人记录说,哪怕是家境富裕、应该知书达理的人家,也经常有管不住悍妇的情况。有些悍妇干涉丈夫纳妾,宁可丈夫绝嗣也不肯松口。有些悍妇完全不尊重丈夫,自行处置妾室奴婢,乃至当着客人的面向丈夫示威。有些悍妇对丈夫的官职调任都表示不满,试图横加阻拦,甚至披着麻衣诅咒谩骂。
如果说之前那些,是下层文人因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,受到的冲击,这些现象则说明,哪怕有条件纳妾的富人,和现任的官员,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总结的理学的兴盛和对妇女的约束,可能只在不长的时间段发挥过作用。很快,就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,随之发生改变。
另外,特定时期,文人的状态和处境,也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影响。
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。明朝嘉靖年间,海宁县有许姓文人,沉迷书画,从来不过问家事。但许家并没有富到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,结果,维持家庭的重担,都落在许妻董氏身上。
董氏于是戏称自己是“健妇兼丈夫”,出入家门、经营产业,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她给儿子解释说,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,但自己的丈夫“多大言,少成事”,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。因此,自己的这些行为,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后来董氏去世,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,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,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。如此看来,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,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。
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,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。而这个例子里,我们发现,即使丈夫还活着,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。
而且,在明朝后期,江南的文人中,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,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。不少文人都过着“口不言钱镪,手不执筹算”的日子,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,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、变卖首饰,进行经营,才能维持生活。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,经常有这类记载。
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,似乎已经司空见惯,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。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,也都是赞许态度,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,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,但作为对等,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。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,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。这种风气的变化,和经济地位的提升,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。
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,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,和夫妻之间的关系,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而且影响范围,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。
晚明时,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,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。在这个家庭中,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,相反,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,要求他坚持学业,甚至在外人面前,也屡屡数落丈夫。然而在这个技术中,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,同样没有受到批判,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。这种夫妻关系,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。
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,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,对丈夫进行批评。
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,但理论上,家庭里,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。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,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。训斥被接受,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,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,指正另一方。这种强调对等关系,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,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。
上层文人对妇女,开始强调“夫妇而朋友”的关系,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,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。
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,发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,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,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、道德上的鞭策,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。在王世贞、顾宪成、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,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,经常处于主动地位,会向丈夫提出要求,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。
在传统的论述中,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,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、引导和约束。但这种模型的思路,并不是“教义”式的。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,妻子不一样,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。而是基于实用主义,出自“经验总结”,并通过典籍、圣王法令、先贤教诲等方式,传递下来。
人们认为,按照过去经验,绝大部分情况下,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,或者说,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。因此,丈夫应该教导妻子,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,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。
至于阴下阳上这种,实际上是对这种“经验总结”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,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。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,依然是在于那个“经验”上。
在中原文明下,如果这个经验,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、实用的,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。当然,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,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,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。(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)
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。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,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,它也就实际崩溃了,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,来自我维持。
明朝后期这个情况,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礼教依然还在,但上层文人家庭中,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,乃至反转的案例,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。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,“道德优势”也就无法再和性别、身份绑定了。
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,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,那这里的变化,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,也不是确定的。
而且,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。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,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。董氏“好大言,少成事”的总结,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,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。
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,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,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,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。
实际上,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,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,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,能够反过来,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。在需要坚定意志,进行斗争的时候,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,乃至母亲教训儿子,妻子督促丈夫。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,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,也并不是个例。
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,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,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,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,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,如何、、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。包括钱谦益自己,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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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的发展,在改变话语权(哪怕是“沉默的话语权”)的同时,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。
当代研究者发现,在明清时期,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。对这一问题而言,影响的主要对象,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,而是中下层文人。
按理说,中下层文人有总结、整理道德要求,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,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。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,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。
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“悍妇”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。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“松(江)之悍妇,不能枚举”。
目前的研究,一般认为,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。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,我个人觉得,另一方面,也和江南文人,或者说知识群体,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。
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,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。
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,明清时期,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,知识阶层继续扩大,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,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。
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,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。
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,这无疑是个好事,说明教育更普及了。但经济水平的下降,意味着在家庭内部,优势也在下降。尤其是这一时期,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,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。
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,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,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,影响并不大,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,主要还是看产业,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。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、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,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,影响就非常明显了。
另一方面,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。在社会下层,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,但这些规则,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,在社会下层,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。很多时候,人们自己都不认为,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。
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,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,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——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,但连小地主,都经常无法脱产,需要维持“耕读”的生活。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,更是如此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,很多时候,一个组织、一个学说,观念会不断变化。而这种变化,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,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,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。这种变化,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,对于明清时期也一样适用。
道德地位的变化:
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,使得对妇女的要求和看法,发生了诸多矛盾。
一方面,大家纷纷感慨人心不古,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深表痛心。这一时期,文人记录里,悍妇往往对丈夫毫无尊敬,动辄直呼其名,乃至指责谩骂。出入家门随心所欲,也不和丈夫家打招呼。丈夫想要管教,但悍妇认为“夫之无奈我何”。而从结果看,绝大部分时候,丈夫确实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。
而且,我们还得注意一个情况,就是之前说的,和其他很多文明不同,中原的文化分层并不严重,而且一直在被教育普及的努力削弱。到科举时代,就更加彻底了。
出身下层的读书人,绝大部分一辈子也无法当大官,或者凭借科举身份,跃升为富裕地主。但在这个体系里,下层读书人和上层文人,虽然属于不同阶级,但看的是同一套教材,学习的是同一种文化,也没有位格上的区别。在这种环境下,文化与风气很容易进行跨越阶级的扩散。
到宋元明清时期,随着市井文化的日趋发达,这种现象尤其明显。小说、戏剧、音乐这种通俗文化作品,就是经典的例子。
江南才子在园林里看的《三国演义》,和西北农民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《三国演义》,乃至东北建州女真流行的《三国演义》,是一个文本;慈禧太后在故宫里听到的戏文,和一个普通村民听到的戏文,讲的也是同一个故事。
而且,因为中下层文人体量远远大于上层,这种扩散经常是自下而上的。
普通文人的妻子女儿之间,形成的风气,很容易就会向更上层扩散。明朝人记录说,哪怕是家境富裕、应该知书达理的人家,也经常有管不住悍妇的情况。有些悍妇干涉丈夫纳妾,宁可丈夫绝嗣也不肯松口。有些悍妇完全不尊重丈夫,自行处置妾室奴婢,乃至当着客人的面向丈夫示威。有些悍妇对丈夫的官职调任都表示不满,试图横加阻拦,甚至披着麻衣诅咒谩骂。
如果说之前那些,是下层文人因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,受到的冲击,这些现象则说明,哪怕有条件纳妾的富人,和现任的官员,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总结的理学的兴盛和对妇女的约束,可能只在不长的时间段发挥过作用。很快,就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,随之发生改变。
另外,特定时期,文人的状态和处境,也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影响。
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。明朝嘉靖年间,海宁县有许姓文人,沉迷书画,从来不过问家事。但许家并没有富到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,结果,维持家庭的重担,都落在许妻董氏身上。
董氏于是戏称自己是“健妇兼丈夫”,出入家门、经营产业,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她给儿子解释说,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,但自己的丈夫“多大言,少成事”,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。因此,自己的这些行为,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后来董氏去世,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,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,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。如此看来,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,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。
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,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。而这个例子里,我们发现,即使丈夫还活着,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。
而且,在明朝后期,江南的文人中,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,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。不少文人都过着“口不言钱镪,手不执筹算”的日子,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,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、变卖首饰,进行经营,才能维持生活。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,经常有这类记载。
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,似乎已经司空见惯,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。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,也都是赞许态度,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,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,但作为对等,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。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,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。这种风气的变化,和经济地位的提升,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。
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,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,和夫妻之间的关系,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而且影响范围,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。
晚明时,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,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。在这个家庭中,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,相反,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,要求他坚持学业,甚至在外人面前,也屡屡数落丈夫。然而在这个技术中,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,同样没有受到批判,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。这种夫妻关系,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。
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,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,对丈夫进行批评。
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,但理论上,家庭里,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。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,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。训斥被接受,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,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,指正另一方。这种强调对等关系,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,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。
上层文人对妇女,开始强调“夫妇而朋友”的关系,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,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。
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,发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,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,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、道德上的鞭策,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。在王世贞、顾宪成、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,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,经常处于主动地位,会向丈夫提出要求,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。
在传统的论述中,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,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、引导和约束。但这种模型的思路,并不是“教义”式的。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,妻子不一样,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。而是基于实用主义,出自“经验总结”,并通过典籍、圣王法令、先贤教诲等方式,传递下来。
人们认为,按照过去经验,绝大部分情况下,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,或者说,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。因此,丈夫应该教导妻子,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,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。
至于阴下阳上这种,实际上是对这种“经验总结”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,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。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,依然是在于那个“经验”上。
在中原文明下,如果这个经验,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、实用的,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。当然,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,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,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。(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)
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。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,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,它也就实际崩溃了,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,来自我维持。
明朝后期这个情况,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礼教依然还在,但上层文人家庭中,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,乃至反转的案例,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。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,“道德优势”也就无法再和性别、身份绑定了。
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,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,那这里的变化,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,也不是确定的。
而且,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。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,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。董氏“好大言,少成事”的总结,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,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。
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,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,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,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。
实际上,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,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,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,能够反过来,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。在需要坚定意志,进行斗争的时候,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,乃至母亲教训儿子,妻子督促丈夫。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,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,也并不是个例。
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,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,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,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,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,如何、、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。包括钱谦益自己,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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