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二章 经学与神学
对于如何进行“解释”,儒家已经有了不少自己的方式,套路也比较成熟。这年头,大家都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,对六经之类的典籍进行注释。
现在主要的问题,不是没法进行解释,是解释的人太多太杂。儒生们随便有点感想,都硬往圣王先贤头上套。
白芷之前吐槽说,一千个儒生心里就有一千个孔夫子,钱程觉得,这说明她确实对儒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了。
别人想议论和发表看法,钱程也管不住。他能做的只有号召大家使用更加统一规范的标准,便于从泥沙俱下的大量内容里,识别出优秀的部分。
实际上,不止钱程,这天下就没人管得住大家。
听钱程说这件事的时候,一些西洲学者,建议他去寻找孔夫子的后代,通过圣裔提高号召力,来要求儒生们遵守。
但实际上,这可能是很多西洲人都有的一个思维误区。儒生们要是真的认孔子的血脉,都不用等到现在,当时就应该让子思来继承。但实际上,即使当时的几次尝试,也没人去推举他。
而现在的孔家,和儒家的关联都不太大了。他们家族之所以得势,是因为很早就参加了反秦举义,几乎打满全场。沛公在砀山的时候,孔氏子弟就有投奔他的。
所以,他们属于开国时的功侯勋旧。和当今主流的儒生,不仅没有多少共同立场,在利益上甚至属于对立的集团。钱程等人,和军功新贵霍去病的共同语言,都比和他们多。当然,反过来说,人家孔家对于当儒生首领,也没太大兴趣。
钱程认为,现在能做的,主要还是理论方面的改进。这些取巧的办法,恐怕都是不行的。
至于理论阐述这方面,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,可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。
按照目前的理论,“经”是古代圣人为了阐述大义,而留下的作品。当今最为热门也最典型的,就是《春秋》经。
春秋的写作方式,孔子自己就说过,是借助鲁国史书的历史记录,在其中加上“王心”。公羊学说里,也专门对此进行过论述。
公羊家的论述种,《春秋》文本,分为鲁国的原始史书“不修春秋”,和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《春秋》最终版两种。“不修春秋”更接近寻常的史书,而孔子通过修订,以“微言大义”的形式,把王道融入其中。这本史书也就获得了神圣的属性,升级成了经书。
套用现在这个理论,就比较好理解了。
不少文明都有一种信仰,认为文字是具有魔力的,钱程见过很多不同的例子,对此印象很深。但中原文字,对此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
从仓颉的传说开始,人们也认为文字具有力量,可以惊动鬼神。但这个力量,不是来源于文字字符,而是源于文字的体系。
鬼神真正畏惧的,是文字编组之后,对于神秘的记录和消解,而不是那些字符本身。把一个个笔画胡乱画出来,是没有用的。
汉朝人的符咒,也不是靠那些符号本身起作用的。实际上,符咒就等于钱程写的公文。比如,对于殷琼等人来说,自身的法力只是一部分,甚至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。更大的部分,则是何时使用、如何使用、以及在特定场合下选用最合适的公文格式。
钱程一直把殷琼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,从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——连白芷和夏洛特,办事的时候,都不能让他这么放心过。这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,毕竟,一个优秀的道法运用者,肯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。
同理,《春秋》这种经书,“神圣”的部分,也不在于历史故事本身。记录这些历史故事的方式,才是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
这个问题,在钱程之前,已经有公羊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钱程将其归纳整理,把《春秋》相关的概念,总结为四个等级,来与新理论对应。
最低级的,就是“事”这一层,也就是用作载体的历史事实。由于“大道”对寻常人来说过于晦涩难懂,所以需要一个载体,把它变成世人容易理解的话语。这一层,就是这个载体。
在这一层之上,是经书的“辞”。历史事件只有被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,对后人才有意义,而记录的方式,就是所谓“辞”。
另外,一些公羊家认为,春秋的言辞并不是随性使用,是有一定规律的,而这些规律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手法,它们实际上是圣人刻意选择的,用来表达道义的规则。有人整理这些规律,分门别类罗列出来,称其为“条例”。这些条例所反映的,就是最终的微言大义了。春秋是用来教导大家道义的,这些深奥的“义”就以此蕴含在其中。
而这个“义”,就是大家公认的最高一级,也就是圣人原本的意思。
“事”和“义”这两部分,属于基本定义,大家一般没什么疑问,主要的问题,是出现在中间两层。
比如一个很浅显的问题:不同的记录者,不同的记录方式,记录出来的结果,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实际上是史官们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。
原则上来说,史官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,但这个都不止是会被各国势力干涉,难以做到的问题,它从原理上就不太可能。
绝对客观的原始历史事件,也就是“事”,通过记述者的言辞,才能存在下来,而记述者一定是有立场的。哪怕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,对于何为正,何为直,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同的人并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取向,这个情况下,“直书”本身,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了。
钱程和太史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,而太史对此比他还悲观。目前看来,大家能做到的,最多也就是尽量保存原始资料,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
但反过来说,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,所以孔子编纂的史书,也就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辞”的不客观,才让圣人的大义得以表达出来。否则,经书就失去了“体现圣人意图”这一性质,也就失去了神圣性。
又但是,按理说,经书中的“道义”,本身才应该是最公正的,超脱于一切世俗纷争之上的大义。所以,经书的文辞才应该是最客观的。不承认这一点,等于失去了“道义”的性质,也会让经书失去神圣性。
这几个问题交织起来,导致对于《春秋经》的解读非常杂乱。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,又都有各自的忌讳。
公羊学家们始终无法超脱“事”,构建一个更加完善、更加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;也无法反过来,摆脱以往各类解读的影响,单纯就事论事,构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。经、史双重性质,使得整个公羊学的根基,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,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提升。
所以,说难听点,虽然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显学,但它的理论构建其实非常落后。不但疏漏极多,而且连基本的体系也十分原始,很多地方甚至都不如几百年前的教会。
白芷之前给他说,第一纪的时候,面对外来思想体系的冲击,儒家根本不堪一击。她不太清楚公羊学在当时的表现,但从结果看,也是个被吊打的。以至于那时的人研究“大道”、“大同”,都用西洲来的经文进行阐释了。钱程当时认为她是危言耸听,现在见得多了,只觉得这个结果毫不意外。
人家西洲人虽然其他方面落后,但神学这方面是真的极其发达。而哲学,以及其他衍生的逻辑、诠释等诸多学问,甚至包括数学,都是学者们为了接近神灵,研究出的产物。因此,哪怕这些学问,对于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帮助,也总是有众多社会里最出色的人,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。
他们思考的角度远比中原人更高,提出的理论也更加超凡脱俗,所以能够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,进行更加纯粹、更加成系统的理性思索。
在中原人看来,这都是毫无作用的玄学清谈,毕竟没人关心世界的基本元素到底是水还是火;知道先有物质本身、还是先有物体的存在方式,对于和胡人打架也没任何作用。这就没法让中原人长期坚持下去。
比如,大家都在研究天文,但研究的目标就完全不一样。中原人研究它,是为了观天授时,而观天授时的目的,是指导农业。所以,当历法的精确程度满足种地需求之后,中原人就懒得继续干了。
结果,钱程主持海上商路的时候,发现两边的航海技术,按理并没有明显的代差,但只要接触过的人,都会觉得,哪怕西洲蛮族,在天文方面的潜力也比中原体系大得多。这就是人家持之以恒地观察、学习,研究星空的结果。
那为什么要观察天象、研究星空呢?说白了就是为了接近神,而不是像汉朝这样是为了移除丞相。所以人家当然比你研究的深入了。
中原人在这些领域,往往起步很早,但走几步就停了,然后就被其他文明各种反超,恐怕少不了这个因素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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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主要的问题,不是没法进行解释,是解释的人太多太杂。儒生们随便有点感想,都硬往圣王先贤头上套。
白芷之前吐槽说,一千个儒生心里就有一千个孔夫子,钱程觉得,这说明她确实对儒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了。
别人想议论和发表看法,钱程也管不住。他能做的只有号召大家使用更加统一规范的标准,便于从泥沙俱下的大量内容里,识别出优秀的部分。
实际上,不止钱程,这天下就没人管得住大家。
听钱程说这件事的时候,一些西洲学者,建议他去寻找孔夫子的后代,通过圣裔提高号召力,来要求儒生们遵守。
但实际上,这可能是很多西洲人都有的一个思维误区。儒生们要是真的认孔子的血脉,都不用等到现在,当时就应该让子思来继承。但实际上,即使当时的几次尝试,也没人去推举他。
而现在的孔家,和儒家的关联都不太大了。他们家族之所以得势,是因为很早就参加了反秦举义,几乎打满全场。沛公在砀山的时候,孔氏子弟就有投奔他的。
所以,他们属于开国时的功侯勋旧。和当今主流的儒生,不仅没有多少共同立场,在利益上甚至属于对立的集团。钱程等人,和军功新贵霍去病的共同语言,都比和他们多。当然,反过来说,人家孔家对于当儒生首领,也没太大兴趣。
钱程认为,现在能做的,主要还是理论方面的改进。这些取巧的办法,恐怕都是不行的。
至于理论阐述这方面,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,可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。
按照目前的理论,“经”是古代圣人为了阐述大义,而留下的作品。当今最为热门也最典型的,就是《春秋》经。
春秋的写作方式,孔子自己就说过,是借助鲁国史书的历史记录,在其中加上“王心”。公羊学说里,也专门对此进行过论述。
公羊家的论述种,《春秋》文本,分为鲁国的原始史书“不修春秋”,和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《春秋》最终版两种。“不修春秋”更接近寻常的史书,而孔子通过修订,以“微言大义”的形式,把王道融入其中。这本史书也就获得了神圣的属性,升级成了经书。
套用现在这个理论,就比较好理解了。
不少文明都有一种信仰,认为文字是具有魔力的,钱程见过很多不同的例子,对此印象很深。但中原文字,对此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
从仓颉的传说开始,人们也认为文字具有力量,可以惊动鬼神。但这个力量,不是来源于文字字符,而是源于文字的体系。
鬼神真正畏惧的,是文字编组之后,对于神秘的记录和消解,而不是那些字符本身。把一个个笔画胡乱画出来,是没有用的。
汉朝人的符咒,也不是靠那些符号本身起作用的。实际上,符咒就等于钱程写的公文。比如,对于殷琼等人来说,自身的法力只是一部分,甚至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。更大的部分,则是何时使用、如何使用、以及在特定场合下选用最合适的公文格式。
钱程一直把殷琼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,从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——连白芷和夏洛特,办事的时候,都不能让他这么放心过。这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,毕竟,一个优秀的道法运用者,肯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。
同理,《春秋》这种经书,“神圣”的部分,也不在于历史故事本身。记录这些历史故事的方式,才是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
这个问题,在钱程之前,已经有公羊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钱程将其归纳整理,把《春秋》相关的概念,总结为四个等级,来与新理论对应。
最低级的,就是“事”这一层,也就是用作载体的历史事实。由于“大道”对寻常人来说过于晦涩难懂,所以需要一个载体,把它变成世人容易理解的话语。这一层,就是这个载体。
在这一层之上,是经书的“辞”。历史事件只有被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,对后人才有意义,而记录的方式,就是所谓“辞”。
另外,一些公羊家认为,春秋的言辞并不是随性使用,是有一定规律的,而这些规律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手法,它们实际上是圣人刻意选择的,用来表达道义的规则。有人整理这些规律,分门别类罗列出来,称其为“条例”。这些条例所反映的,就是最终的微言大义了。春秋是用来教导大家道义的,这些深奥的“义”就以此蕴含在其中。
而这个“义”,就是大家公认的最高一级,也就是圣人原本的意思。
“事”和“义”这两部分,属于基本定义,大家一般没什么疑问,主要的问题,是出现在中间两层。
比如一个很浅显的问题:不同的记录者,不同的记录方式,记录出来的结果,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实际上是史官们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。
原则上来说,史官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,但这个都不止是会被各国势力干涉,难以做到的问题,它从原理上就不太可能。
绝对客观的原始历史事件,也就是“事”,通过记述者的言辞,才能存在下来,而记述者一定是有立场的。哪怕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,对于何为正,何为直,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同的人并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取向,这个情况下,“直书”本身,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了。
钱程和太史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,而太史对此比他还悲观。目前看来,大家能做到的,最多也就是尽量保存原始资料,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
但反过来说,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,所以孔子编纂的史书,也就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辞”的不客观,才让圣人的大义得以表达出来。否则,经书就失去了“体现圣人意图”这一性质,也就失去了神圣性。
又但是,按理说,经书中的“道义”,本身才应该是最公正的,超脱于一切世俗纷争之上的大义。所以,经书的文辞才应该是最客观的。不承认这一点,等于失去了“道义”的性质,也会让经书失去神圣性。
这几个问题交织起来,导致对于《春秋经》的解读非常杂乱。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,又都有各自的忌讳。
公羊学家们始终无法超脱“事”,构建一个更加完善、更加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;也无法反过来,摆脱以往各类解读的影响,单纯就事论事,构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。经、史双重性质,使得整个公羊学的根基,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,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提升。
所以,说难听点,虽然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显学,但它的理论构建其实非常落后。不但疏漏极多,而且连基本的体系也十分原始,很多地方甚至都不如几百年前的教会。
白芷之前给他说,第一纪的时候,面对外来思想体系的冲击,儒家根本不堪一击。她不太清楚公羊学在当时的表现,但从结果看,也是个被吊打的。以至于那时的人研究“大道”、“大同”,都用西洲来的经文进行阐释了。钱程当时认为她是危言耸听,现在见得多了,只觉得这个结果毫不意外。
人家西洲人虽然其他方面落后,但神学这方面是真的极其发达。而哲学,以及其他衍生的逻辑、诠释等诸多学问,甚至包括数学,都是学者们为了接近神灵,研究出的产物。因此,哪怕这些学问,对于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帮助,也总是有众多社会里最出色的人,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。
他们思考的角度远比中原人更高,提出的理论也更加超凡脱俗,所以能够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,进行更加纯粹、更加成系统的理性思索。
在中原人看来,这都是毫无作用的玄学清谈,毕竟没人关心世界的基本元素到底是水还是火;知道先有物质本身、还是先有物体的存在方式,对于和胡人打架也没任何作用。这就没法让中原人长期坚持下去。
比如,大家都在研究天文,但研究的目标就完全不一样。中原人研究它,是为了观天授时,而观天授时的目的,是指导农业。所以,当历法的精确程度满足种地需求之后,中原人就懒得继续干了。
结果,钱程主持海上商路的时候,发现两边的航海技术,按理并没有明显的代差,但只要接触过的人,都会觉得,哪怕西洲蛮族,在天文方面的潜力也比中原体系大得多。这就是人家持之以恒地观察、学习,研究星空的结果。
那为什么要观察天象、研究星空呢?说白了就是为了接近神,而不是像汉朝这样是为了移除丞相。所以人家当然比你研究的深入了。
中原人在这些领域,往往起步很早,但走几步就停了,然后就被其他文明各种反超,恐怕少不了这个因素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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